王阳明和王艮同为明朝万历年间的著名理学家，从影响力来看，王阳明声势当时更大，而王艮的儒学之道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觉得王艮的哲学思想有更深远的意义。近年来王艮哲学研究成为国际国内哲理研究热潮。
比较起来，王阳明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一、心即理二、知行合一。三、致良知。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根据王守仁一生中的经历，其受到道家的影响明显多于佛家，但其终究不离儒学本质，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王艮本为一个粗识字的灶丁，在19岁以后开始读《大学》、《论语》、《孝经》。在文化基础极差、居所又偏处在海滨辟地、且无名师指点的困难条件下，发愤刻苦自学，“默坐体道”、“闭关静思”。这样的苦心孤诣，踽踽独行的刻苦学习精神，是奇突而又感人的。毫不夸张地说，王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自学成才”者。
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学”，是王艮思想的闪光点和泰州学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进步命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百姓日用”一词，在古代儒家虽然提出过，但被“大儒们”说成百姓是不知道“用”的。《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就是说：道，只有天生的君子、圣人甚至“神”，才可以认识它、掌握它、运用它，凡夫俗子——百姓，是绝不可能知道“道”的。王艮一反经典的传统和说教，匠心独具地认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妇”都“能知能行”。他具体地形容“僮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他还把“百姓”和“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这样，“百姓日用”就成了检验是“道”还\是“异端”的标准。他还这样说：“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说，王艮认为：“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来未有定论”。他认为“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挈矩”，意为度量。他说：“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挈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这就是说：“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王艮的这番话，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已”。“正已”就是“正身”。正身应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概莫能外。这样的观点，与那些满清统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有天渊之别。王艮的这种尊重人、重视人的价值观的思想观点，正是平民哲学、布衣学者恰好的表现，维护百姓利益的“绝唱”。
王艮主张尊身、安身、保身、爱身。他说：要“以身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则道尊”。王艮的这些观点，是他的“淮南格物”论的延伸，都是“以身为本”思想的体现。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处、进、退、隐、见等策略，形似消极，实质是以退自保、以退求进的一种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种反映社会悲剧矛盾（既有变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寻求政治解脱或出路的呐喊和辩解。
王艮对于社会政治类型作出“三种景象”的区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他十分憧憬、向往“羲皇”、“三代”圣世，深恶痛绝“五伯”社会。锋芒所指，不言自明，矛头直指当时的专制社会。他在《王道论》里这样描绘当时的社会：“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饥寒切身，而欲民之不为非，不可得也”。他明确地主张：重德轻刑，施行仁政；予民教养，让民参政；均分土地，使民乐业。他说：“为人君者体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盖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后用之”。“刑因恶而用，恶因无教养而生，苟养之有道，教之有方，则衣食足而礼义兴，民自无恶矣，刑将安施乎”？为济困扶贫，共同求富，王艮还在垂暮之年（逝世前两年），亲自起草《均分草荡议》并带头践议，将多余的草荡无偿划分给贫民。这样的具有反封建独占的平均主义、小私有观点和行动，在“田连阡陌”、“一人口插几张匙”的封建地主眼里，把它视为“异教旁门”、大逆不道，而广大劳苦大众则是衷心地拥护和爱戴他的。
王艮的“以孝弟为本”的“孝悌观”，既继承了中国相传数千年优良传统，又突破了“五经传注”的伦理传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王艮自称学的是“总经”（“五经”乃中国传统的经典，“总经”却人所未闻）。这就是说，他学的东西为人所未学，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见。他说：“盖闻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后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其义一也”。又说：“事亲从兄，本有其则，孝悌其心，其理自识”。在这里，王艮把事亲和从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认为大家对父母孝、对兄长悌，犯上作乱的人就没有了，社会就安定.了。但王艮主张的“孝”和“悌”，不是绝对盲从，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所选择。他说：“父兄所为，不可不识；父兄所命，不可不择”。这就是说：对的，当然要尊敬从命；不对的，怎么办呢？他说：“所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复思绎”。这些都说明王艮不仅能真心诚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绝不是“愚孝”、“盲从”，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因此说，王艮的“孝悌观”和传统的“孝”和“悌”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学风以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习和教学态度，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从思想比较，二人就哲学目标比较一致，体现了学为之用的特征，但是思考的路径却截然不同，这和二人的身世以及社会地位、自身的社会价值观不同是相互映衬的。
从身世看。他们有共同的血缘关系。从二人族谱世系看，都是太原王子晋后裔，都属于琅琊王系，都是东晋名相王导的后代。
王阳明：从光绪二十九年存本堂木活字本《姚江开元王氏宗谱》，该谱统宗世系以周灵王太子晋为第一世，王导为三十三世，宋丞相王旦为五十六世。谱中三槐世系表记载：王补之为王旦七世孙，官知绍兴府、宝谟阁待制，同弟辅之迁居上虞县十九都达溪之虹桥，是为虹桥派，补之曾孙王季，由上虞达溪迁居余姚之秘图山，是为姚江秘图派始祖。
以上二谱在王阳明远祖世系上衍接有序，记载详细，排列说明王阳明是王羲之堂伯父王导之后，上塘王氏系周灵王太子晋之裔，二世宗敬，三世凤，传至十八世王离，生二子元、威，分成二派，王元居琅琊，为琅琊派，三十一世王览，官光禄大夫，三十三世王导，分为江左一世祖，传至五十三世王言，徙居大名，为三槐王氏一世祖，第五十六世即北宋丞相王旦。谱载王览生六子，裁为长子，正为四子，王导是王裁之子，王羲之是王正之孙，由此可见，王导的身份是王羲之的堂伯父。上塘王氏始迁祖王寰，宋室南渡时迁徙至兰风乡上塘（现属黄家埠镇），这支王氏与秘图王氏同属琅琊派，但并非同支。《上塘王氏宗谱》统宗图附记了秘图王氏的世系，排列王导为王阳明四十一世祖；三槐始祖王言为王阳明二十一世祖，王阳明的十八世祖即北宋丞相王旦，十七世祖为端明殿学士王素，十三世祖王道，宋政和进士，官龙图阁直学士，护驾南渡居于余杭，十二世祖王补之，与弟辅之守母墓迁居至上虞之达溪，为虹桥王氏始祖。补之曾孙王季，字应良，号质庵，南宋淳佑三年由上虞达溪徙居余姚秘图山北，王季即王阳明九世祖，王季曾孙王纲为王阳明六世祖。
据《达溪王氏宗谱》记载：王导二十二世孙王令谋，唐乾宁状元，遭时乱居剡（今嵊州）之平溪，王令谋之孙仁寿，赘居东林，仁寿孙泽元，自剡之东林徙居虞南达溪一带，为达溪始祖，到了第五世千四公，任暨阳教授，迁居姚江，阳明为其十一世孙也。
王艮：太原王氏第十九世王元秦二世初为临淄令，因惧秦乱战争，避迁於琅邪，后徙临沂，为琅邪王氏之始祖。中间多代因封侯为将，不断迁移，但是都以临沂为祖居处，到第五十二世王璧正式定居安徽祁门（新安）。王元-王导，而王导以后，导→洽→珣→曇首→僧绰→仲宝→骞→规→褒→鼒→弘直→方庆(琳)→光辅、睃→俌→濡→遂→新丰→玙→义→鐬→璧，王璧后代号称江南136房，迁居各处，一支后来经过润州苦竹里到苏州阊门王家庄，历八世。明洪武七年甲寅冬十一月，闻有徙民之命，始迁祖伯寿公携子若孙自迁江北。一占姜堰、二占安丰，草昧之初即以分居执业。族中七世孙艮、栋、襞为泰州学派理学大儒。
因血缘关系，二人的思想共同的地方，都因为曾是王室后代，因此在抱负和理想上，都以天下为任，都希望建设一个大同的世界，社会有序，各人安守本分。
后人都对二人做出高度评价：
王阳明：心学集大成，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王文成公全书》。
朱载垕：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赏，朕甚悯焉！因念勋贤，重申盟誓。
徐渭：王羲之‘以书掩其人’，王守仁则‘以人掩其书’ 。
朱彝尊：诗笔清婉，书法尤通神，足为临池之模范。
王世贞：①伯安之为诗，少年有意求工，而为才所使，不能深造而衷于法；晚年尽举而归之道，而尚为少年意象所牵，率不能深融而出于自然。其自负若两得。②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濂、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③理学之逃，阳明造基。④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又如飞瀑布岩，一泻千尺，无渊渟沉冥之致。
李贽：阳明先生在江西与孙、许同时，则为江西三忠臣。先生又与胡端敏、孙忠烈同举乡荐，曾闻夜半时有巨人文场东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见，则在浙江又为三大人矣。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诚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间不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即时有一朝廷，若不见有朝廷为胡虏所留者。举朝晏然，三边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即至通州城下亦如无有，此则于少保之勋千载所不可诬也。若英宗北狩，杨善徒手片言单词，欢喜也先，遂令也先即时遣人随善护送上皇来归。以余观之，古唯厮养卒，今仅有杨善耳。吁！以善视养卒，则养卒又不足言矣。此皆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则先生与于与杨又为千古三大功臣焉者也。呜呼！天生先生岂易也耶！在江西为三大忠，在浙江为三大人，在今古为三大功，而况理学又足继孔圣之统者哉？
张岱：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
沈德符：惟王文成以理学建安壤，遂开国封，固书生之希固书生之希构矣...乃知王文成真天植异禀，其用兵几同韩、白（韩信、白起），而见罗亦以良知余唾，妄希茅土，且兼十哲三良而有之，亦不知量矣。
黄宗羲：王阳明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
黄景昉：王新建（守仁）能用度外人，收罗甚富，如致仕县丞、捕盗老人、报效生员、儒士、义官、义民、杀手、打手等，皆在笼络奔走中，即土目亦为心死。大都眼高襟豁，从学问澄彻来。
魏禧：阳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
王士祯：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纪昀：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
张廷玉：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籓。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
邓之成：阳明以事功显，故其学最为扎实有用。
严复：①夫阳明之学，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为其功夫之节目。②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
梁启超：①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具伟大，军事上、政治上，多有很大的勋业。②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
章太炎：①文成以内过非人所证，故付之于良知，以发于事业者或为时位阻，故言‘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于是有知行合一之说。②文成之术，非贵其能从政也，贵乎敢直其身，敢行其意也。
孙中山：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蔡元培：明之中叶王阳明出，中兴陆学，而思想界之气象又一新焉。
三岛毅：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
东乡平八郎：一生低首拜阳明。
高濑武次郎：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冈田武彦：修文的龙场是王阳明大彻大悟，并形成思想体系的圣地…阳明学最有东方文化的特点，它简易朴实，不仅便于学习掌握，而且易于实践执行。在人类这个大家庭里，不分种族，不分老幼，都能理解和实践阳明的良知之学。
胡哲敷：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10]
郭沫若：王阳明对于教育方面也有他独到的主张，而他的主张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说每多一致。他在中国的思想史乃至日本的思想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钱穆：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留下的‘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的问题…良知既是人心又是天理，能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泯合朱子偏于外、陆子偏于内的片面性，解决宋儒遗留下来的问题。
钱穆：阳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畅此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的真理，其自身之道德、功业、文章均已冠绝当代，卓立千古，而所至又汲汲以聚徒讲学为性命，若饥渴之不能一刻耐，故其学风淹被之广，渐渍之深，在宋明学者中，乃莫与伦比。
张岱年：阳明宣扬‘知行合一’，强调躬行实践的重要，更提出“致良知”学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独立思考具有深刻的意义。
杜维明：王阳明继承和发扬光大了中国儒学特有的人文精神。他提出‘仁者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要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他提出‘知行合一’，就是要创造人与社会的和谐；他提出致良知，就是要创造人与自身的和谐。
余秋雨：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却廖若晨星...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
，才能让奇迹真正产生…王阳明一直被人们诟病的哲学在我看来是中华民族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能够有资格给予批评的人其实并不太多。
王艮：
《明史•儒林传•王艮》中说：“王氏（指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王）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
王艮的再传弟子李贽（李为王艮的仲子王襞的门生）在《续藏书•王心斋公艮传》说：王艮“晚作格物要旨、勉仁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又在《为黄安二上人大孝文》中说：“盖心斋（王艮）真英雄也，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
硕儒黄宗羲在其巨著《明儒学案》中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指王艮）、龙溪（指王畿）而风行天下……泰州以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黄宗羲对王艮虽作了若干肯定，但出于与泰州学派观点上的差异，以及对王（守仁）学的“修正”（王主“心”，黄主“气”，但黄又认为“心即气”，因而有人谓黄为王学的“修正派”），他不仅不无偏见地在撰著《泰州学案》时，并非疏忽地只字不提几乎与他同时代、轰动全国朝野的“异端”人物李贽（李1602年弃世，黄1610年出生），更谈不上提及泰州学派晚期（李贽的弟子、再弟子）进步、革新人物汤显祖、袁宏道、徐光启等，而且攻击谩骂泰州学派传人为“小人之无忌惮”者。
史学家翦伯赞（1898-1968）在《中国史纲要》中说：“以王艮……等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不仅对程朱理学更加反对，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理教也给予尖锐的抨击……他的学说……甚至被统治者目为‘异端之尤’。”
史学家白寿彝（？-2000）在《中国通史》中说：王艮“创建的泰州学派，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学派”。“他所创建的富有平民色彩的理论，虽不能摧垮专制的封建统治，亦无力冲决封建伦理纲常的藩篱，但是他的闪烁着启蒙色彩的理论，他以‘万世师’自命的‘狂者’风格和鼓动家、传道者的热忱，以及从事平民教育、传道讲学而终身不入仕途的‘气骨’，却深得下层百姓的拥护，而且成为泰州学派的思想传统”。
史学、思想、教育家侯外庐（1903-1987）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王艮“这种学说在下层社会广泛传播，其学说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又在《中国思想史纲》中说：“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启蒙学派。”
史学、哲学家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沿着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向更彻底的方向发展……它的社会作用是消极的”。他“使王守仁一派学说在下层人民中得到传播，为统治阶级在劳动人民中起了麻痹的教育作用”。“王艮出身于劳动人民，他……明确地站到大地主阶级立场上去了”。“王艮这样的阶级调和论……只能是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方便大官僚地主阶级”。“王艮的学说，……不触动封建主义一根毫毛，……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王艮他们这伙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是明朝中叶的一个‘武训’”。“泰州学派……他们的哲学思想，本质上是反动的”。
哲学家杨荣国（1907-1978）在《简明中国哲学史》中说：“王艮思想有接近劳动人民的一面，他反映出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若干愿望和利益，但是有严重的弱点，就是对统治阶级仍然存在幻想，宣扬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因此，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是起到麻痹劳动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
哲学家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纲》中说：“王艮的门人所谓泰州学派，尤勇于任事，依其良知，敢作敢为。此派流弊则是狂放空疏。一切都不研究，只凭意见。这些王学左派又多好禅学，结果流为狂禅。但是，张岱年在《王艮与泰州学派•序》中说：“泰州学派是明代后期的一个独特学派。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出身平民，是一个平民思想家”。
哲学家汪奠基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中说：“李贽和王艮都是所谓‘王学’的左派。他们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反对盲目‘愿学孔子而不问是非’的虚伪传统，认为‘百姓日用即道’，真理就在现实生活的认识中”。
哲学家肖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认为：泰州学派“闪烁着主体功能性的思想光辉”。
哲学家黄宣民在《王艮与泰州学派•序》中说：“泰州学派是明代中叶崛起于民间的一个儒学派别。”有人称之为王学左派，也有人称之为民间儒学派，我们称之为平民儒学派。它的创始人王艮，“由一个识字不多的灶丁，终于成为著名的泰州学派的开山祖，这不单在当时儒林中独树一帜，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但是二人儒学则有更多的不同，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身世不同。王阳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王艮先世原居苏州，后落户于泰州安丰场，以烧盐为生，始祖名王伯寿。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为“灶丁”（烧盐的苦力）阶级，世代为灶户，“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十一岁时家贫辍学，随父兄淋盐。十九岁时随父王守庵经商至山东，在山东拜谒孔庙时，得到很大启发，认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于是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书于袖中，逢人质难，久而信口谈解，如或启之”，在十多年的自学中，一方面不耻下问，一方面“不泥传注”，强调个人心得。因善经营，“自是家道日裕”，成为富户。但是这个不妨碍二者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
二是价值观不同。
王阳明关于心即理的重要意义在于，充分指出了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能力去认识世界，知识不分贵贱人人平等，这种打破知识垄断的思想。要知道，对知识垄断，是所有专制统治者共同的选择，包括当今的真理部。心即理的思想在其弟子泰州学派传世人王龙溪之后，更是在当时的社会中下层中迅速的发展，可以说是晚明商人阶级之所以迅速崛起的思想基础。从这一点上说，阳明学说具备天生的反专制的本质。
关于知行合一 从哲学上来看，其重要意义强调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不可分割，是中国辩证法的集大成。最重要的是，从实际运用角度来看，这个理论彻底纠正了之前一种分裂人格，即口是心非，嘴上一套实际又是一套。而这种劣根性，即便是在今天，也体现在无数人身上。
关于致良知 这是阳明学说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即建立起中国文化的宗教情节。从佛教到禅宗再到阳明的“致良知”，完成了中国本土文化宗教式的改良。其他民族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宗教和神，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中国宗教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神不再外面，不是客体，而是在心中，在心内与身外的圆融统一中。不论是儒家强调”正心诚意“才能”治国平天下“，强调”慎独“和”问心无愧，还是禅宗强调”菩提自向心觅“，以及道教强调的”道法自然“。均无一例外的以个体生命与世界的圆融统一为最终目标。从拜孔子，到求自己本心，这种变化的意义，不言自明。
阳明学说，本质是中国传统文化自发产生的人文精神，对中国而言，丝毫不亚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意义，是中国本土文化发展的高峰。其产生于本土文化发展最困难，即礼教最为极端，对人性的遏制最恶劣的时候，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发展自我救赎的必然，于最黑暗处见光明。
王艮倡导百姓日用即道。38岁时远赴江西往游王阳明之门，下拜执弟子礼。真正的大家，都不拘一格，博采众长。因此是否是弟子，后人应不必拘谨于此，孔子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王阳明一开始觉得他个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带有静止意思的“艮”字；王艮经常与师争论，“时时不满师说”，坚持自己的观点，既“反复推难、曲尽端委”，又“不拘泥传注”、“因循师说”，于是自创“淮南格物说”。他主张：“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非学也。”强调身为天下国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
有一次“招摇车”（蒲轮）招摇过市，遭阳明指责。嘉靖二年（1523），北上入京，沿途讲学，受到各方重视而轰动一时，王阳明闻讯大为震怒，欲设法召他回来“痛加制裁”，但已鞭长莫及，他的学术思想已流传四方。其实就我认为，王艮的本质属于低调处事的，但是为了让自己的思想让更多的人明白，她不惜采取招摇的方式，实则仍然是胸怀天下，而非为一己之私。阳明震怒，却是因为王阳明所处的地位，以及他对政治的了解，使他不愿意王艮以如此方式招致飞来横祸。
嘉靖五年（1526），王艮应泰州知府王瑶湖之聘，主讲于安定书院，宣传“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求学者纷至沓来，这为泰州学派的创立准备了条件。王艮的门徒以平民百姓居多，“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但亦不乏著名学者如徐樾、颜钧、王栋、王襞、罗汝芳、何心隐等人，子弟至五传共有487人，罗汝芳为集大成者。黄宗羲称此一派竟能“赤手以搏龙蛇”。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天德良知也”。王艮在讲学别出心裁，按《礼经》制着深衣、戴五常冠，“行则规园方矩，坐则焚香默识”，他一生布衣，拒绝入仕，并直指统治者：“使仆父子安乐于治下，仍与二三子讲明此学，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故被斥为“异端”。
王艮的一生对泰州学派作出很大贡献。他的学生大多为下层群众，计有农夫、樵夫、陶匠、盐丁等487人。王艮不信“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天才论，而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这是他自学成才的切身体会。由于他非经院出身，一生文词著述很少，着重口传心授，使“愚夫愚妇”明白易懂，这成了泰州学派的特色之一。王艮的著作，后人辑为《王心斋先生遗集》。（王军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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