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琅邪王氏述考（一）
宋、齐、梁、陈世系简表
这是琅邪王氏在南朝的世系简表。南朝四个王朝都是短命王朝，皇帝却换得不少。计：刘宋8帝，传国60年；萧齐7帝，传国24年；萧梁7帝，传国55 年；陈3帝，传国33年，172年换了27个皇帝。因而，琅邪王氏子弟出仕为官者，只要寿命长一些，往往遇到改朝换代的事。由于王祥的的家训中没有“忠”这一条，旧朝为官者，只要不反对新朝，官可以依旧作下去，而且越升越高。这样，列这个简表，就遇到一个困难：入表的人。有的在这两朝、甚或在三朝为官，如果不设法予以标出，琅邪王氏成员对某一王朝的“贡献”以及全族在这个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便弄不清楚。又，南朝皇帝，喜欢同室操戈，骨肉相残，大部分皇帝即位之后，不是由于猜忌提防，大杀皇叔、皇兄(弟)、皇侄等，便是失了先机，被上述等人所杀。这些萁豆相煎的斗争，又是很残酷的，往往一杀一大群。稍有牵连，便捲入其中，作了屈死鬼。琅邪王氏一脉在南朝为官的甚多。虽然他们善于因应改朝换代，却仍然有人在内斗中全家被消灭。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不拟列出南朝琅邪王氏世系总表，而分列宋、齐、梁、陈及入北朝者各朝之分表。基于难以照顾到历史上已被淘汰的人，只就王导、王庾、王彬子孙仕于南朝者入表。每一王朝分列导、廙、彬三表。为了与上一朝代相接，每朝多列入前朝几代，以示衔接，但以括号表明非本朝之人，只有不带括号者，才是正史中仕于本朝的人。有连仕两朝(或三朝)者，两个(或三个)王朝俱列入，不加括号。其各朝之间的衔接，请读者参考上一王朝之表，未得进入新朝者不入表。
5、说明：
(一)本表旨在令读者一望而知正在各个王朝任官(亦即显于各朝)的琅邪王氏，即名字不带括号者。又想让读者知道每个人的直系父祖甚至曾祖、高祖是琅邪王氏中的哪一支，所以又由所在朝代上溯到前一朝或两朝，即是人名带有括号的那一些。考虑这比将琅邪王氏在整个南朝的传承关系列一个总表，更可以有助于看出其家族地位升降兴衰来。
（二)本着据正史资料加出土墓誌以立表的主张，未采用今尚传世的各种王氏家谱南北朝部分比正史多出来的那些资料。因为根据《隋书·经籍志》，六朝时期的《琅邪王氏谱》，已经佚失了。只是毛汉光以为《新唐表》中所谓周灵王太子晋的世系，可能是唐人所编造的，不可信，稍嫌武断。但《新唐表》亦未可全信。
（三)本谱对于业已淘汰的各支，不再著录(如晋初王览一房6支，其孙王导一房又有6支，但到了陈朝，只剩下王洽、王劭两个分支)。因此不是个全表，因为历朝佚失的各房，未必都已断子绝孙。有的因为退居为布衣，史书不再记载。欲观全表，王大良《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中所附的世系表，接近于全表，可以参看。
（四)还有一种情况，某一支在前一个朝代中，没有可资入史的人物，故表中未予以著录，而到下一个朝代中，忽有显宦出现，应予以著录。读者对照前后来看，就一时弄不清爽。例如王导之子王荟，在两晋表中记曰：王荟有3子：王廞，王怿，王口。在刘宋表中，只记录了王廞一支，那是因为《宋书》中没有王怿一支成员的活动。而到了南朝齐的表中，却在王荟一支中只列王怿一支，王廞一支不见了。那又是因为《南齐书》中只有王怿一支活动的记载，没有王廞一支活动记载的缘故。此类情况，不只一处，因而在这里说明一下。
南北朝琅邪王氏述考（二）
南朝琅邪王氏中兴的历史背景
琅邪王氏，兴盛于东晋建国时期，由于族大人多，历经东晋11帝(包括废帝海西公)，每个皇帝在位时，朝廷中枢及朝外州郡官员，都少不了这个家族的成员辅佐。有时高品官员多些，有时低品官员多些，然而一直传下去而未尝中断。到了百余年后的南朝，因为对宋、齐、梁三个王朝的开国皇帝的建国有所帮助，不少族人成了开国功臣，不少成员曾出仕于两个甚或三个王朝，都对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一定的作用。故单从任高官者众多这一点看，改变了晋未家族趋向衰微的格局，有人称之为中兴期。直到萧梁未叶，经历了侯景之乱及西魏军队占领江陵，俘虏大量士族北去的劫运，又趋于衰落。陈王朝立国于江南时，琅邪王氏在朝的只是因故逃过侯景、西魏两次浩劫的成员，陈开国之帝得以有如此名族辅导，大加尊宠。然而就琅邪王氏家族来说，却是又一次进入了衰微期。当代学者研究这一时期的琅邪王氏，多注意于兴旺的一面，甚至于与东晋初年的“王与马共天下”时期类此，从而示人以一种单从人仕的成员多少，官品的高低以定兴衰的研究方法。笔者则加入了陈寅恪、王仲荦二位前辈对南北朝史的研究方法，多角度地观察这一段历史。二位涉及的问题甚多，本书只限于采撷与琅邪王氏有关者，另外根据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摘录了部分资料性内容入书。
1、南朝的兴衰治乱
宋、齐、梁、陈四个王朝，虽享国长短不同，却又有几点相同之处：一是趁前朝衰乱开国立基；二是开国之初有短暂“升平”期；三是中后期为了争夺皇位，宗室互相残杀，异常残酷。四是为了维持皇权，任用寒族为中书舍人以夺士族独占的相权，任用典签以夺宗室诸王的兵权。五是未代皇帝多为昏君，而且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但是，大同中有异，因此，对于如此世局，琅邪王氏身处局中，因应之道如何，对四个王朝贡献如何，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都应该透过表象，作一些深层次的探讨。
宋的政权，不是从东晋皇权的手中夺来的。当时桓玄已从荆州起兵攻入建康，逼晋安帝退位，自已登基，国号曰楚。刘裕用北府兵打败桓玄，灭楚，杀桓玄，迎回由桓玄劫持的东晋退位的皇帝司马德宗(史称安帝)。又出兵北伐，灭南燕，收复青兖二州广大地区。打败由广州北攻建康的卢循。北伐后秦，攻克洛陶、长安。俘姚泓，灭后秦。在这样情况下，他代晋称帝，虽然早有作皇帝的野心，得国不可谓不正。齐、梁两朝的建国，也都是在前朝未代君主昏庸残暴、臣叛民怨的基础上，先以功勋封王（史称“齐台建”、“梁台建”)，才由大臣士族(主要是琅邪王氏家族)拥立而改朝称帝的。比起被他们代替的旧王朝旧君主的残酷刻剥人民来，更受到臣民的认可。得国虽亦不可谓不正，但比起刘宋来就少了开国皇帝气象。陈朝的建国，也因为有破侯景，破王僧辩与北齐联军（阴谋占克建康，由北齐统一江南)的功勋，又在萧梁王室无有贤才的条件下，废梁帝，建陈朝，得国很像刘裕，只惜国土缩小了，也缺少了开国皇帝气象。
南朝是战乱频繁的年代，刘宋时，不说内乱，文帝时，“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苍皇北顾”。北魏拓跋焘的大军一直打到长江北岸的瓜步。齐、梁之际，“内难九兴，外寇三作”。陈朝时，江陵建立了一个称作后梁的西魏傀儡政权，割据荆州30余年(公元555年至587年)，几乎与陈王朝相始终。但整个南朝也不是一直从头战乱到底的，平心而言，都各自有一小段相对而言的太平年月。那便是宋梁的建国初年。宋初建国，指从东晋安帝义熙11年(公元415年)刘裕翦除异己起，到宋文帝元嘉27年(公元450年)止。王仲荦称“这是南朝相对安定的一个小康时期。”王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史》354 至355页中以不小的篇幅举出例证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因字数太多不拟引据，只概括为以下几事：第一把大士族过多占有的土地分散一部分与贫民。第二下令禁止豪强私占山湖川泽，收小民薪采渔钓税的行为。第三下令禁止荆、雍诸州牧守把州、郡、县屯田池塞据为已有的行为。第四在荆州“宽租省调，节役原刑”。对荆、雍二州“老稚服戎，空户从役”的现象加以改变。规定二州“吏及军人年十二以还，六十以上，及扶养孤幼，单丁大艰”一概遣散。此外还有停止征收造船木料，免人民积欠政府的“逋租宿债”、赈水旱灾等善政。当时的史书对此有以下的评论：“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干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宋书·孔季恭传》论)。”后世修的《资治通鉴》也有如下的评论：“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梁武帝在位48年，前一阶段有些惠政。《梁书、武帝纪》末有这么一段话：“史臣曰：齐季告终，君临昏虐，天弃神怒，众叛亲离。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濡足救焚……云骧雷骇，翦暴夷凶……于是御凤楼，握龙图，闢四门弘招贤之路，纳十乱引谅直之规。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虽然夸张了成绩，证以庾信《哀江南赋》说的“五十年间，江表无事”，。总还有些影子。齐、陈朝国祚都不长，难以有较长时间安定的局面。但齐高帝萧道成，陈高祖陈霸先毕竟是开国之君主，他们也曾有使国家趋于治理的愿望。前一人曾针对宋末的情况，“减免百姓宿债，减轻市税”。又下令“诸王悉不得营立邑邸，封略山湖(《南齐书·高帝纪》)”。后一人，《陈书·高祖纪》称他：“升大麓之日，居阿衡之任，恒崇宽政，爱育是本……故隆功茂德，光有天下焉”。
2、南朝开国诸帝为何重用琅邪王氏
南朝诸帝，都是寒门出身：宋武帝早年曾经在长江边伐荻为业，又曾欠过刁逵的社钱，被执而受缚。辛弃疾词：“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可见他出身寒素。齐高帝萧道成曾在早年给褚渊及袁粲的书信中称：“下官常人，志不及远。”临死时，在遗诏中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梁武帝萧衍与萧道成本是一族，道成既然自称素族，可见萧氏虽自称西汉萧何之后，到了魏晋时，却仍是素族寒门，只因二萧接连建立了两个王朝，从此与王(琅邪)、谢，袁并称为南朝四大姓。到了唐朝，又成为著姓，定著二房(皇舅房、齐梁房)出了宰相十人。陈高祖陈霸先家世寒微，初仕乡任里司，后至建康，为油库吏，以后以军功升至西江都护，高要太守。破侯景，他的战功最多，算是寒门出身的武将。
这四位开国皇帝，都有点恢宏气象。建立了新王朝，自然希望首先获得正统地位，其次希望在立国之道、在文治方面弄得像个样子。这时世家大族，在魏晋百余年间参综朝政，培养声誉，已经成为皇族以外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新兴王朝的两个希望，他们都能予以满足。前面说过，东晋的五大门阀世族，只剩下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还有在朝的人，而且家声不坠。因此就出现了下述两种现象。第一：朝代更易，皇帝玉玺代表了正统政权。主谋劝进，为受禅者奉玺的角色，多由这两个世家大族来扮演。宋受晋禅，谢澹授玺。萧梁代齐，王亮(王导六世孙)、王志（王导五世孙)授玺。陈氏代梁，王通(王导九世孙)王玚（王弘六世孙)授玺。第二、开国之时，必须有当时以为位望均高的人辅佐。宋开国，用王弘(王导曾孙)、王昙首（王弘弟)、王华(王导曾孙)为佐命大臣。齐开国，重用王俭（王导曾孙)、王晏(王导曾孙)。梁开国、重用王志、王亮、王莹。陈开国，王通、王场、王劢、王质均居三品以上高位。当然，琅邪王氏人仕的，不只他们几个。任地方官及四品以下中级官员的，直到每一王朝灭亡时，都有相当数量。侯景之乱以前，他们还可以在旧朝品官的基础上，进入新朝继续递升。如果单从为官人数之多以及高品官之多统计，可以说南朝超过了东晋，称之为琅邪王氏的兴旺期或中兴时代，未尝不可。
南北朝琅邪王氏述考（三）
3、政治地位下降，社会地位上升
就实质来说，琅邪王氏在整个南朝，政治地位反而下降了，王朝统治者并不需要他们以其才能指导朝政，辅佐自己，而是只把他们放在上至尚书令仆、中书监令，下至黄门郎、散骑侍郎的高贵、清雅的位子上，作个点缀品，行政世权（包括大政决策及政务管理权)则逐渐下移，落到由寒门子弟担任的中书舍人手上。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人认为是皇帝为了加强君权，削弱相权，让“台阁令史”在自己亲自指挥下处理朝政。有人以为，从东晋以来，尚书丞郎以上，对于所有的公事文书，都不愿意亲自批阅处理，于是一切交由主书令史一级办理，主管人员，须“望白署空”就行。到了南朝，“浸以成俗，以至于陈。”
不过，从整个南朝多位皇帝的运作看，第一种看法更符合实际。考，大权下移至中书通事舍人，始于刘宋。刘裕(武帝)为开国之君，刘义隆(文帝)是雄才大略之主，他二人都能牢牢地掌握君权；王弘、王昙首、王华虽然位高，然而权并不重，听命行事而已。到了刘骏(孝武帝)、刘彧(明帝)自己没有能力，便与中书通事舍人秋当、周赳、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商议“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等事，从此以后，中书通事舍人取代相权，直到陈朝不变。《南齐书·悻臣传》序介绍了这一改变：“中书之职，旧掌机务，汉元以令仆用事，魏明以监令(中书监、中书令)专权，及在中朝，犹为重寄……《晋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诏诰。其后，郎还为侍郎，而舍人亦称通事。宋文时，秋当、周纠并出寒门，孝武以来，士庶杂选……齐初亦用久劳，及以亲信，关谳表启，发署诏敕……侍郎之局，复见侵矣。建武(齐明帝萧鸾年号)世，诏命殆不关中书，专出舍人。”中书舍人权力最大之时，真正的宰相、加衔“录尚书事”和尚书左仆射都“拱手受成，”并无实权。因之南齐时，位居三公中太尉的王俭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中书通事舍人茹法亮)!”由此看来，南朝君主是有意以寒族牵掣士族(目标之一便是琅邪王氏)的。琅邪王氏在整个南朝，出的高官虽多，若论掌实权、多少有些作为，反而不如东晋时代。
琅邪王氏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有所下降，他们的社会地位实质上却比东晋时有所提高。这表现在他们不与寒族和低级士族交往(特别忌讳平起平坐)以及通婚上。
社会地位近似于后代人所说的身份，但是比身份包括的内容又多了一些。从出仕方面说，如琅邪王氏，在南朝仍是侨姓第一高门，法令上规定的“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寒门)以过立(30岁以上)试吏”，当然是适合他们的，因为他们已经是那一个时代公认的甲族了。起家官决定升迁的快慢，南朝也沿袭了东晋的习惯，以秘书郎和著作佐郎为起家官的优选。秘书郎并不真正掌管皇家秘籍，著作佐郎也不需要动笔搞什么著作。南朝设秘书郎4人，著作佐郎8人，他们其实清闲得很。不过他们是重要的过渡官，只要作上几个月，便升迁上去，腾出位子来让给别的初出仕的甲族子弟。寒门子弟无法碰这两个官位，甲族子弟用不着什么本领学识，只要能坐车去签到就算胜任了，所以当时有“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俗语。再往上升，“人门兼美的黄门郎、散骑侍郎也是几乎被甲族独占的官职，作官到此地位，便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在尚书令、仆，中书监、令的位子上，“望白署空”。悠游几年，官衔上加司徒，太尉等荣誉衔，地位便高不可攀，其后世子弟也觉得社会地位高人一等，有时甚至与皇帝攀比。例如仕于梁朝的王峻，当其子王琮还是个国子生时娶了梁武帝第十弟始兴王萧憺的女儿，女不聪惠，被同学所笑。王峻找萧儋谈离婚的事，萧儋说：“这乃是皇帝的意思，我本来不愿意。”王峻反击说：“臣的太祖是谢仁祖的外孙，并不借与殿下连姻来提高门户的地位。”只因为是王氏子，谢氏外孙，一个国子生的社会地位就不低于皇帝的侄女，萧儋也没有话说。
社会地位高，表现为：鄙视寒门素族：“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寒人虽致位通显，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而往见土族，常常不被以礼接待，有时还受到侮辱。甚至就连以中书舍人身份受到宋文帝信任，权倾天下的秋当、周纠二人也不例外。二人要去拜望上司正员中书（侍）郎吴郡四大族的子弟张敷，周纠怕张不接待，自找难堪，秋当以为，既属中书省同事，张敷不能不招待在家里坐坐。结果二人的坐位离张敷的坐位近了些，张吩咐仆人：“移我远客”，表示不愿意与寒人同坐。又齐武帝时中书舍人纪僧真典掌机要，曾经要求武帝：“臣已荣任高官，没有旁的要求了。只请求陛下允许臣列人士族。”武帝说：“此事由江敩，祖瀹，我不能插手，不如去找他们。”道真去了江敩家，刚一坐定，江敩便说：“移吾床让客。”道真垂头丧气地告诉齐武帝：“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非天子所命，由谁所命呢?是自魏、晋以来，累世被九品中正官评为高品，父祖以上都为高官或清贵之官，动乱中王朝倒了，士族地位不倒。又嫁娶联姻高门，时代久了，民间承认了他们的地位，还有《百官谱》作为档案；这种一二百年竒累起来的社会地位的人。由他们所命，就不是当朝皇帝下个命令或调动几人官职可以动摇的。琅邪王氏在南朝，政治地位形高而实为点缀品，但社会地位却真的提高了，提高到皇帝不能予以动摇。这便是琅邪王氏在南朝兴旺或中兴的实质所在，有些谱牒学家不深入研究，列举南朝某朝王氏出了多少高官，作为家族兴旺的标志，其观点很值得进行商榷。
4、婚姻、谱牒与郡望
东晋南朝，士族成员，最讲究任宦与婚姻。出仕为官，必须清望官，不必说了。子弟论婚，不但须匹配高门，而且须特定的高门，否则与任官不当被称为“婚宦失序”，有些与寒族论婚的，甚至上了同官的弹章，皇帝也同意弹章上的意见。所谓特定的高门，在东晋是随司马睿渡江的王、谢、庾、裴，吴郡的顾、陆、朱、张，会稽的孔、魏、虞、谢等。这些大族互相论婚，范围很狭窄，王仲荦先生曾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列举了从《晋书》、《南齐书》、《梁书》和《世说新语》注中找出许多士族妻家的姓，大抵为高平郗氏，陈郡袁氏，沞郡刘氏，太原王氏，频川庾氏，陈郡袁氏，琅邪王氏等。到了南朝，士族一方面不以与寒族出身的帝室连姻为荣，另一方面以“营事婚宦”，“不得及其门流”为耻。但是当时的高门士族，不止上面所举的十几姓，为怕误婚寒族，私人修订，为皇帝及士族承认的《百氏谱》一类的谱牒就出现了。
谱牒，出自先秦《世本》等书，汉代有《邓氏官谱》，今已不传，但从其题名可知，前一种为纪录战国以前帝王和诸侯大夫世系的，后一种是记录全国各宗族的谱书，此书对于东晋南朝的各种谱书产生过影响。而大量修谱，实起自东晋，兴盛于南朝。当时被称为贾王之学。平阳贾渊，祖弼之，父匪之，祖孙三代以谱学名家。弼之，晋孝武帝太元中撰《十八州士族谱》，记天下18州116郡族姓。
后之谱百氏者，大约根据了他的116个郡姓选出。琅邪王氏中，南齐王俭撰有《百家谱》，其作用有三，一是避免犯人家讳，那时士族之间谈话，不准说出对方父祖的名字，连同音字都不行，说出来就犯了人家的家讳，对方必掩面痛哭而去。有名的王弘便熟悉《百家谱》。“虽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二是士族选婿娶妻，必须查对《百家谱》，以避免不知对方家世，与寒族论婚。三、最重要的，乃是在南朝，吏部尚书掌管百官的升沉进退，这大有讲究，必须参考选官者父祖以上曾任何官，才好安置。还要保持各大宗族之间的平衡，不熟悉《百家谱》，担任这一职务的，必怨言四起。故南齐萧颐(史称武宗)欲以萧鸾任此职，原任此职的王晏说：“鸾清干有余，然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在南朝，琅邪王氏中熟悉《百家谱》者甚多，故各朝的吏部尚书多由王氏担任。顺便说一句，《百家谱》不包括东南诸族，而《王氏谱》也独立成书。贾弼之祖孙为东晋中后期人士，是东晋最早撰写族谱的人，当时修谱又为官修。当代某位编纂王氏谱的人，自称见到王导所修之谱，这很不合史实，不知所据何书。
士族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又有《百家谱》一类的官方记录认同，于是“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由于以邑里相矜，从而出现了郡望。对于郡望，王仲荦先生有一个通俗的说明：“自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开始播迁渡江，一个世家大族，在其原籍是人人知其为世家大族，用不着自行表襮，迁徒到其他地方以后，就不然了。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王氏就不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谢氏或江氏就不是。一处地方，新迁来一家姓王或姓谢的，谁知道他是哪里的王氏或哪里的谢氏呢?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邪王氏或太原王氏而非别的王氏。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而非别的谢氏、江氏了。可见所以讲究郡望，是讲究门阀制度的必然结果。”
根据上面的考证，前文说过的一、最早的《王氏谱》应是刘宋时人所纂，而不可能早于东晋太元年间贾弼之修《十八州士族谱》，笔者的判断是慎重的。当代有人持有清代修的《琅邪王氏谱》，只因在姓氏源流部分上溯到晋朝以前（抄录《新唐表》而成)，就夸耀自己持有的是晋朝修的谱，并据其独有的内容指出唐修《晋书》之“误”。在此特提出这一现象，意在使有关学者注意一下据家谱以改国史的问题。二、在前文两汉部分曾指出，汉代的王姓即使是琅邪人，也没有自称琅邪王氏、以郡望相矜尚者。王仲荦先生所昭示的郡望的形成，可以证成笔者的推断不违反历史常识。附带说一句，由于郡望的形成在东晋南朝之际，后来所谓王姓21望的叫法绝不会在南北朝时出现，南朝特重琅邪王氏，北朝特重太原王氏，其他郡的王氏，即使早已存在(如东海王氏)，也不会与其他18望合在一起与琅邪、大原王氏雁行的。同样，所谓江左王氏、咸阳王氏(指北朝王褒传下的琅邪王氏)的名称，也都是后人臆造的。
南北朝琅邪王氏述考（四）
琅邪王氏的衰微
1、衰微的表现及内外部原因
像琅邪王氏这样延续了二三百年的并在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大的士族，在历史长河中自然有其他发生、发展与衰亡的过程，但在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的中国历史条件下，它不同于一个封建王朝的发生发展与衰亡，也不同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发生、发展与衰亡。首先它的兴衰过程比普通家庭长得多，也并不与一个王朝的兴亡同步。其实，它的兴起受着某些特殊条件(例如九品官人法)的制约，这些特殊条件的存废，也必然是影响予它的衰亡。那么，琅邪王氏的衰亡应该以什么作标准来来界定，也就是说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传统看法是一个世族的衰落，指它不再被皇帝所信任，在王朝为官的，数目减少了。至于消亡，那便是这一世族或因得罪皇帝，或因其他原因，主要成员被杀，导致被族诛。而琅邪王氏却是一个传世久远的巨大家族，再形成当时所说的门户或门阀。它的衰落，不应依一朝一帝时为朝官的多寡来判断。它的灭亡，亦不应以无人在朝为官作标志。笔者以为，作为琅邪王氏，一个时期内，朝堂上无显宦，不能代表其家族的衰微，因为有九品官人法为之保障，过一段时间，新的家族，“坐至公卿”的又上来了，又有了高官。而真的使其衰微，应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废九品官人法，使其子弟失去“二十而登仕”的特权。二是社会上不再承认琅邪王氏的特殊地位，将它与寒族一视同仁，三是不再在高门之间世代联姻，可以与寒门子女论婚嫁。四是族中成员腐化至极，一无所能，失去文化家族特有的优势。这几个条件同时出现，过一段时间，王氏家族才会真的衰败，直到历史上再无以琅邪王氏郡望自我标榜的族群出现为止，尽管那时社会上尚有不少琅邪王氏的后裔分散存在于朝野，而作为中古门阀大族的琅邪王氏，才算是消亡了。因此当然作为大士族的琅邪王氏在历史上可以有消亡之说，在社会上只能无声无息，却不会消亡。
有的史学家以琅邪王氏在萧梁时的集体腐朽作为其全族衰落的标志。常常引用下述两条材料为依据：（一）“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詹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班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入出，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蘸，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二)、“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履，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候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促，往往而然”。作者颜之推，在20岁时，值候景之乱，在郢州被俘，送往建康，由于生活腐化导致的梁朝士大夫肤脆骨柔，不能行步，不能乘马，连逃难都不会，只能坐以待毙的景况，是他亲眼看到的，应当不是夸大之辞。士大夫腐化到如此地步，王朝必已走向衰微。在这种大环境下，说琅邪王氏已经进入了衰微期，理所宜有。
但是前面说过，在东晋南朝这一特定时期内，琅邪王氏等门阀士族的兴衰灭亡，并不与皇朝同步。如萧梁之腐化可以导致梁朝的灭亡，却不能使王、谢等族随之灭亡。赵翼曾就《江左世族无功臣》这一课题加以考察，发现“江左诸帝，皆出自素族”，“其他立功立事、为国宣力者，亦皆出于寒人”。如顾荣、卞壶、毛宝，朱同、朱序、刘牢之、刘毅等之于晋。檀道济，朱龄石、沈田子、毛修之，朱修之、刘康祖、到彦之、沈庆之等之于宋……皆御武戡乱，为国家之所倚赖。而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次则如王弘、王昙首、褚渊、王俭等，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大族，逈异于庶姓而已。”
内部原因的腐化，不足以使琅邪王氏衰微、灭亡。颜之推所介绍的梁朝晚年的腐化行为，亦是泛指“士大夫”，并非专指琅邪王氏。设若没有侯景之乱伴同江陵之败，琅邪王氏被横扫一空这一外部条件，琅邪王氏的家族不会出现于解体的状况。
2、候景之乱、江陵之败的巨大打击
候景之乱，治史者对其过程耳熟能详，这里只就与我们研究的课题有关的资料作一点分析。
侯景进入建康及攻下台城后杀戮之惨，《南史·候景传》有些片段的记载，当侯景攻破东府城时，“使其仪同卢晖略率数千人持长刀夾城门，悉驱城内文武倮身而出，吏交兵杀之，死者三千余人。”东府城是尚书台等政府部门所在地，文武官员一下子被杀了三千多人，孑遗者大约很少了。皇宫所在地的台城，因为有名将羊侃指挥防守，先是景部久攻不下，便“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基意裒剥，子女妻妾，悉人军营”。这一回遭难的，应当是早被攻下的石头城、白下城、东府城以及秦淮河两岸的居民，他们的身份包括贫民寒卒，也包括富室豪家。琅邪王氏，初到建康，聚居在秦淮河附近的乌衣巷(孙吴朝的乌衣营)，到了后来，聚族而居化为若干分居小家庭。然而居住的地区仍是相对地集中，例如，南朝时，已分为乌衣王、马蕃(亦作马粪)王两大族群，但总是居住在建康城的大范围以内，因此，这两番劫难，大部分琅邪王氏是躲不过去的。后来，侯景终于攻下了台城。“初，城围之日，男女十余万，贯甲者三万。至是疾疫且尽，守埤者止二三千人，并悉赢懦，横尸满路，无人埋瘞。”而侯景驱使攻城的，也多数是居民，他们被强迫起土山以围台城，“疲赢者，因杀之以填山”。侯景“士卒又掠夺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后米一升至七八万钱……饿死者十五六。”数月之间，“道路断绝，存者百无一二。”据《太平寰守记》卷90引《金陵记》：“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冈。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这么一座大城，在这次战乱中毁灭了。
受难的还不止都城建康一地，三吴(吴郡、吴兴、会稽)，先后被侯景攻下：“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献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人于北境，遗民殆尽矣”。又“时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旱蝗相保，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或兄弟相要，俱缘山岳，芰实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叶，为之凋残，虽假命须臾，亦终死山泽。其绝粒久者，鸟面鹄形，俯伏床帷，交相枕籍，待命听终，于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琅邪王氏，除了居住建康者外，三吴、特别是会稽，乃是聚居地区之一。因此，侯景之乱，扬州江左之地，琅邪王氏成员经过兵灾、旱灾、蝗灾，如果说几乎扫地以尽，大约符合当时事实。
江陵之败，琅邪王氏的受难比侯景之乱居建康三吴者，规模略小一些，这是因为王氏只有仕宦于江陵者，才居于该地，占全族的少数。但是西魏占江陵后，挑选百姓男女十余万口，分赏将士作奴婢，驱归关中，小弱者多被杀掉，江陵成为一座空城。
在整个中古史中，琅邪王氏以族群为单位遭到杀戮，这是仅有的一次，王氏从此元气大伤。到了陈朝，除了几个既不居住于建康，又不居住于江陵的人孤单地(已经形不成门阀世族了)在中枢及地方为官外，也呈现了难以为继为局面，陈后主时代，王氏已无身居中朝影响朝政的高官，隋灭陈，王氏亦未如刘宋以来的老规矩，有若干人遽尔投向新朝，并为新朝所重用。只有偶因隋兵渡江灭陈，原来仕陈为东衡州刺史的王猛不得已而降隋，刚走到荆州就病死，隋封他长子缮为普州刺史，次子纩为楚州刺史，三子续为吏部郎中，算是机缘凑巧，由隋人唐，传下这一支来。旦是如果不是王纩的孙子王璇作了武后的宰相，从而未《新唐表》所登录，唐史上就未必记载这一支，因此说侯景之乱是使琅邪王氏衰亡的主要原因，符合历史真实情况。
当然，侯景之乱所打击的不只琅邪王氏一个江左士族，凡三吴一带的士族都受到了打击，但是，有一个理由使我们知道，侯景是有意特别打击王谢两个大家族的。《南史·侯景传》有下述两条记载：“(景)又请娶于王谢，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景)又募北人先为奴者，并令自拔，赏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与其侪踰城投降，景以为仪同，使至阙下以诱城内，乘马披锦袍诟曰：‘朱异五十年仕宦，使得中领军。我始事侯王，已为仪同。’于是奴僮竞出，尽皆得志。”侯景初降梁时，梁武帝说王谢门高，是怕两族不答应，说的也是事实，让侯景向朱张等门户求婚，并非薄待他，朱张顾陆，是孙吴以来的吴中四大姓，南朝时地位稍次于王谢。梁武帝深知王谢社会地位高，连与帝室联姻有时都不乐意。怕侯景吃闭门羹，侯景那时已经蓄意造反，发下了以吴儿女(主要的是指王谢等族中女子)配奴的誓言。观后来奴僮投降侯景后“尽皆得志”的记载，候景当是实现了誓言。
前面曾经说过，进入南朝，琅邪王氏的政治地位实际上降低了，社会地位反而提高了。社会地位提高的标志，一是门户高，不与寒族人交接，连同坐都觉得低了身份。二是男娶女嫁，只在门户相等的极小的圈子内进行。如今这种根深蒂固的特权被侯景以暴力打破，即使再得到帝王的帮助，也恢复不起来了。加上全族主要成员，几乎尽死于多次不留生口的杀戮中，这才遭遇到家族真正的衰微。只是，陈王朝继承了从曹魏传下的“九品官人法”，使琅邪王氏作为士族来说，衰而不亡。待到30余年后，隋灭陈，取消了江左那个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又实行了科举制，从根本上消灭了甲族“二十而登仕途”的优势地位，琅邪王氏作为士族族群，才算是基本上消亡了。隋唐虽然仍有一部分孑遗成员为官，死后墓志铭上仍然自称琅邪临沂人，实际上已经凝聚不成一个统一的士族族群。唐朝以后，连琅邪郡望也不多为人提起了。
南北朝琅邪王氏述考（五）
1、王肃入北魏对北魏历史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一方因为朝廷内讧或有人“谋反作乱”，本朝不能立足而逃往对方的，所在多有。不过由南朝逃往北朝的，人数相对地多一些，这是因为北朝多数的皇帝敢于利用南朝逃来的人，对他们待遇比较优厚的缘故。例如刘宋朝的刘昶(宋文帝之子)降北魏、魏拜他为侍中，征南将军，封丹阳王，先尚武邑公主。公主死，又尚建兴长公主。后官至太傅，封宋王。萧齐朝的萧宝寅(齐明帝萧鸾之子)，降北魏不久，即除授为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丹阳郡开国公，齐王，最后仕至假大将军、尚书令。琅邪王氏中，最知名的由南朝逃往北魏的是萧齐武帝时的王肃。嗣后，被西魏由江陵俘获而子孙在北周、隋、唐历朝仕宦不绝的王褒是另一个有名的人物。二人在《魏书》、《周书》都有列传，但是他们在历史上的影响却与其在琅邪王氏家族史上的地位不太相同。本文对于前者，涉及历史背景时，略作叙述，故对王肃及其子孙官职迁转、军位政绩不予详记，著重分析他这一族为何入唐后似乎中绝；对王褒，著重分析他一支的后裔为何显于唐朝成为琅邪王氏有力的后殿。
王肃的父亲王奂，是王导系下王僧朗的孙子，后出继从祖王球，故刘宋朝解褐为官，萧齐武帝时，升迁至尚书左仆射。出镇雍州，军衔方面，是都督雍、凉，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隋郡军事，镇北将军，雍州刺史，官职不低了。只因为擅自杀了部下宁蛮长史刘兴祖，被御史中丞孔稚珪检举了。武帝派吕文显等带500人去襄阳(雍州治所)捉他，欲带回建康审问。他的次子王彪带兵拒捕，父子一同被杀。王奂的长子王融，三子王琛，在建康被杀。四子王肃辗转逃到北魏孝文帝临时驻跸的邺城，被孝文帝所赏识。王肃在南朝，至30岁才官到秘书丞，人魏后，八年之间，文官升至尚书令，武官升至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持节。如果不是38岁就死去，可能更受重用吧。王肃在北魏，任武官的时间长，有时独当一面，与南齐的边帅对峙。在与南齐军交战中，虽说胜多败少，到底也并非大将之才，他受北魏孝文帝的重用，乃别有原因。《魏书·王肃传》记此事曰：“高祖(孝文帝)幸邺，闻肃至，虚襟待之，引见问故……遂语及为国之道，肃陈说治乱，音韵雅畅，深会帝旨，高祖嗟讷之，促席移景，因言萧氏危机之兆，可乘之机，劝高祖大举，于是图南之规转锐。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能间也。或屏左右相对谈说，至夜分不罢。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当时魏孝文帝器重王肃当然是什么玄德之遇孔明，甚至也不是因王肃陈南齐之危机，二人商讨”图南。乃是孝文帝因推行汉化政策，在某些方面，通过王肃，假辞南侵，实际学习东晋、宋、齐以来，南朝的制度。考，北方自西晋末15国(不算16国的成汉)代兴，后赵、符秦曾一度以兵力统一北方，终未建成统一的王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北方后。因为民族文化落后，虽建立了后魏，仍然缺少一个大国王朝的格局。嗣后的皇帝，虽然逐渐吸收汉人文化，终是局部的、渐进的。80余年以后到了孝文帝时代，鲜卑族拓跋氏的老一套统治方法适应不了统治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的需要，才锐意进行汉化的改革，这种改革涉及均田制及从平城迁都洛阳及彻底推行汉化。前两者与本文关系不大，不予论议，所谓彻底推行汉化，王仲荦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史》中概括为六条，即禁鲜卑语，改鲜卑複姓，禁胡服，改定郊祀宗庙礼，改官制与改定律令。后面的三条，涉及汉族悠久文化的成果，依靠鲜卑族那些王公大臣是办不到的，故孝文帝大力倚靠汉族留于北方的通儒、投北官员为之策划。今以改官制而言，孝文帝初年，官名多用鲜卑语，禁用鲜卑语后，官名无所适从。孝文帝用王肃厘定官制，琅邪王氏在东晋，南朝常任吏部尚书，熟悉百官职责，王肃依照两晋南朝的官制军号，把过去北魏王朝中的鲜卑制度，成分洗刷殆尽，政治的组织系统和文武内外职官的名称，和两晋南朝几乎没有两样。其影响及于东魏、北齐。定官制还关连着一序列的典章、制度、礼仪，王氏世传“青箱学”，王肃也把它引人北朝。
陈寅恪先生曾研究隋唐制度的渊源，指出其源头有三：“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又分析说：“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刑政、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齐孝文帝及其子孙模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局者是也。”至于第二源头梁：陈，与第一源头之区别，即在“所谓梁、陈之源者，即南朝后半期内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陈先生将魏晋南朝前期的典章制度，经王肃传人北魏北齐，为孝文帝所采用者作为第一个源头，梁、陈有所发展改变，“王肃未及见、孝文未及采用者作为第二个源头。又加上（西）魏、周的典章制度为第三个源头，说在此三个源头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由此观之，王肃在传承魏晋南朝朝章国典到始有建国制度之需要之北魏，实为关键人物之一，对隋唐制度的形成实有莫大的贡献。
王肃倘若留在南朝，大约会以仕宦平庸，乏善可陈而告终，但是幸而东晋琅邪王氏出了个王俭，他“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何承天礼论三百卷，俭抄为八帙，又别抄条目为十三卷，朝仪旧典与晋宋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绝如流。每博议引证，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议者。”王俭的“八帙”及“十三卷”既已流行于南朝，琅邪王氏族人自然耳熟能详。王俭卒于南齐武帝永明7年(公元489年）其后四年王肃北投北魏，挾王俭之学，以应孝文帝之需要，王肃可谓生逢其时，遂在文化史上留下一个亮点。《魏书·王肃传赞》对他的评价是：“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之于过，非徒语也。王肃流寓之人，见知一面，虽器业自致，抑亦逢时。荣任赫然，寄同旧列，美矣”。应该算得是持平之论。
王肃之子王绍，是王肃前妻谢氏所生之子，王肃去世前才由谢氏带领他连同王肃的两个女儿去寿春找到王肃，王绍仕至中书待郎死。绍子迁。仕于东魏，入北齐，降爵。王肃次子王理，东魏静帝武定末，才任著作佐郎，王肃一个女儿被北魏宣武帝纳为夫人。王绍的女儿又被北魏孝明帝纳为嫔。其后无记载。惟王理之子王惠隐居不仕，隋大业三年卒。惠子文合，唐初任岐州陈仓令，见于《唐代墓志汇编》。文合之后，无显贵者，王肃后裔便失传了。
2、王褒入西魏对琅邪王氏的影响
王褒，曾祖王俭，祖王骞，父王规，《南齐书》、《梁书》都有传。他于萧梁初诞生，七岁能属文，受到任司空的外祖父袁昂的夸奖，以后举秀才，以秘书郎起家，梁元帝时，去江陵，仕至尚书右仆射、左丞。西魏征江陵，他被任命督城西诸军事。城破，随梁元帝出降，至长安后，受到西魏丞相宇文泰的礼遇，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北周代西魏后，孝闵帝宇文觉封他为石泉县子，（《唐王鸿墓志铭》云封石泉公)。由于在被俘的梁降臣中，他与庾信才名最高，明帝宇文毓即位后，由于笃好文学，加开府仪同三司，常侍，从游宴，赋诗谈论。武帝字文邕即位，任内史中大夫，后颇参朝议，凡大诏册，都由他起草。太子立，又任太子少保，迁少司空。南朝陈立，与北周协议，要求放回王褒、庾信、王克等十余人、周武帝只允许王克等人回南朝，却留住王褒、庾信二人不放。武帝建德年间，他病死于宜州刺史任上。其子王鼒，袭石泉侯之爵。隋代北周，仕至安都通守。王褒有著作《王氏江左世家传》20卷，见《隋书·经籍志》，虽名为家传，恐是一部较早的江左王氏谱。《旧唐书·经籍志》史部著录《王氏家传》21卷，《新唐书·艺文志》史部著录同，与王方庆的《王氏家牒》15卷分别著录，不知是否即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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