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王艮从阳明先生哪儿借得了火，炼的是自己的金。”这话说得好。王艮的思想以阳明心学为源，却又不囿于此。理学家朱熹高傲地说，“理”为本。阳明不软不硬地说，“心即理”，这等于说，“心”是本。王艮听了老师的话，用“心”体悟了一会儿，来得更直接，他说，理不是本，心也不是本，人才是本。他在对儒学经典的“心斋”式解读中，实现了对传统儒家观念的颠覆。正是靠着这种敢于超越、不断创新的精神，靠着尊重人的天性和个人价值的理论品质，王艮让晚明社会卷起了一个泰州“旋风”，使十六世纪愚昧黑暗的中国出现一片思想生机。
这里，从泰州学派的角度，谈一点王艮思想的影响。
人们在谈到我国历史上魏晋时期的文学时，总喜欢用“魏晋风骨”来指称那个时代风清骨峻、正气凛然、悲凉慷慨的文学气象。文学是人学。这种气象何尝不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特征？当我们慢慢靠近泰州学派这个思想群落，走进朱恕、韩贞、颜山农、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人精神世界的深处，总感到有一种与魏晋名士相似的气韵在流动，在激荡。就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高扬自我、执著于道、慷慨赴死的崇高人格来说，他们是无愧于“风骨”这个名号的。
王艮那种抛家出游，数十年不安枕席，执著于道的使徒精神，在泰州后学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让我们首先说一说泰州学派门下的两个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学人”——朱恕和韩贞。
樵夫出身的朱恕在一次听讲时，遇到了王艮的学生宗部，宗部怜其贫，赠他一笔钱，劝他另谋生计，以免砍柴之苦。但朱恕却不领情，他说，钱将激起我的营利之心，“子非爱我”，“子将此断送我一生”，遂将钱掷坏。以后，他又多次拒绝他人的馈赠。这种不求利禄，一心求学的精神，表现出对王艮思想的孜孜追求。从王艮处卒业后，他编写了好多通俗的诗歌，在下层群众中讲学。还收陶匠韩贞为学生，并引荐到王艮父子门下。
韩贞，号乐吾，兴化人，至今还悬挂在兴化四牌楼上的“东海贤人”那个匾额，说的就是他了。韩贞自幼家贫，以烧窑为生，仅有的三间茅草房，也因偿还债务变卖了，只好住在窑洞里，但他居不求安，淡泊名利，志向高远，深得王艮赞赏，说他“莽莽群中独耸肩，孤峰云外插青天。凤凰飞上梧桐树，音响遥传亿万年”，并以儒巾深衣相赠。韩贞学成归里后，着儒巾深衣，以“化俗为己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36岁时，名声大振，学子盈庭。他曾在别人的鼓动下参加科举，但看见考生们背着席、光着脚进入戒备森严的试院，他感慨地说：“大丈夫出则为帝王师，入则为百世师，……今治文如此求名，非炫求售，枉己而何？”于是，毅然归里，继续过他陶工加老师的生涯。
泰州学派执著传道的使命感越往后，越显得强烈和神圣。所谓“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即道出了颜山农等人的激进性质。
颜山农是王艮的再传弟子，王艮的“王学左派”（后人对泰州学派的称谓）进一步转向激进主义的“狂禅之学”，颜山农正是关键人物。
颜山农一生讲学、建会不辍，足迹遍及近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地。他把一切道理与教条格式，都要打破，一切思想规范，都要推翻，将一切理学的道德说教和修养方法都看作妨碍“自然之道”实现的桎梏而应予废弃不用。这种否定一切的狂放姿态使他处于社会秩序之外，而被看作“铤而走险”的文化叛逆。颜山农出身民间，终身都是布衣，但他却时刻怀着“救人心病”、解救生活苦难的道德责任感，不管外在压力多么强大，他都无视无惧、放手直行，大胆地做他想做的事情。这位被黄宗羲称作“游侠”的江西汉子，最终被看作招摇惑众的妄人被捕入狱。在八十多岁的时候，又被流放边外，死于荒山野岭之间，但他那种任道直行的狂狭精神，却与青山同在。
就在颜山农在颠沛流离中去世后不久，他的得意弟子何心隐，在湖北孝感聚众讲学时被捕，并很快死在狱中。他与老师一样痴心于心斋之学，一生不辞辛苦地热心讲学，结局和他的老师一样地惨，骨头也与老师一样地硬。又是二十年过去了，泰州学派的又一传人李贽因有人告发他倡导邪说而被逮往京城。李贽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异端之尤”，他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令当权者胆颤心惊。尽管他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始终铁骨铮铮，宁折不弯。他没有像他的前辈那样，死在别人手中，而是趁着剃头师傅转身时，拿起那把剃刀，顺手从自己颈项间一抹而过，自颈殉道。他死得够壮烈！关于泰州学派，李贽在他的《焚书》中有一段话：
古人称学道全要英灵汉子。……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一丁，闻人读书，便自悟性，……此其气骨为何如者。心斋之后为徐波石，为颜山农。山农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波石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云龙风虎，各以其类然哉！盖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后为赵大洲，大洲之后为邓豁渠。山农之后为罗近溪，为何心隐。……一代高过一代。
这话同样适用于他自己。而且，他，无疑是“一代高过一代”中最高的一代。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不重视个体的人的存在。儒家所讲的人主要不是指自我或个体，而是突出“众”、“群”、“民”，即人之群体或社会。泰州学派以对自然人性和个体价值的肯定维护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尊严。
他们讲利、从欲、重情。如果说，王艮等人把以身为本定位在维护人的生命、尊严和理想上，那么，李贽更关心的是人的物质利益。李贽从自然人性论出发，宣称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所在，“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则知势利之心亦吾人禀赋之自然矣”。进而主张统治者应顺乎人的自然之性，满足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
在儒家那里，欲和理相对立。儒家较为重视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忽略甚至反对人的物质欲求，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这种思想发展的极致。泰州后学认为，天理和人欲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天理就存在于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中。王襞指出：“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餐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他们把人的生理欲望，看作道的呈现，宣称理即在自然人欲之中。重理轻情、以理统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泰州学派的学子们主张在率性而动中释放人的情感，无论是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还是李贽的“童心”，都指的是自然活泼的至真至纯的性情。在李贽看来，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私奔，因情而动，是“善择佳偶”而非有违礼法。
在李贽这里，礼义已不再是理学家的道德规范，而是“发乎性情，止乎自然”的一种在解除了所有束缚情况下的人的情感的绝对自由的表现。在李贽等泰州后学的影响下，晚明文坛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情感主义思潮。于是，就有了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就有了《牡丹亭》中杜丽娘的为情而死，为情复活。在他笔下，情的力量是如此巨大。泰州后学不仅在理论上鼓吹性情，还在行动上表现出个体之间患难相依的深厚交情。颜山农好急人之难，赵大洲赴贬所，山农与之同行，徐樾战死沙场，山农寻其骸骨归葬；颜山农被捕下狱，罗汝芳狱中侍奉，六年不赴廷试。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情，也许正是泰州学派的生命力、冲击力和凝聚力之所在吧。
泰州学派对人自然天性的维护蕴涵着对个人价值的肯定。更可贵的是，他们对个体价值的肯定不停留在口头上，更注重在对道的执著追求中去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在他们的执著追求下，“圣人”已不是难以达到的梦想，而成为人人可以拥有的头衔：罗汝芳称颜山农为圣人，杨复所称罗汝芳为圣人，李贽称赵大洲为圣人，李贽也被称为“可做圣人第二席”。“不说我该如何做圣人，却说圣人来做我。”从人人可做尧舜到尧舜即人人，体现了泰州后学的价值观念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的转换。
由泰州学派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二者在对个人自由和价值的追求上存在某种相似性。“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口号，超越纲常名教的束缚，提倡个性和精神自由，成为封建社会第一次自我意识的觉醒，但他们追求的似乎是一种离形去知、不为物役的绝对精神自由。比较起来，泰州学派的追求则要塌实得多，他们怀着人人可以成圣人的自信和自尊，挺直腰杆，积极投入到社会政治和世俗活动之中，在百姓日用之道中追寻真正的自由，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并以此去匡正世道人心。
由王艮开启的泰州学派，以其强烈的反叛精神和鲜明的创新品格，给十六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次大震动。尽管由于历史原因，它最终成为了昙花一现，但它表现出的对个体的人的尊重和鲜明的精神启蒙意义却化作一道美丽的彩虹，永远留在了历史的天空，并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日益显示出价值来。
泰州，也因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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